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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顶桂冠第一人

杨达寿 2004年11月01日 14:31

  “北京蹲了几十年了,北京话就是讲不好”。贝时璋如是说。笔者听了那宁波腔的普通话,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谈话的内容自然也丰富多彩了。经多年的交往,心中沉淀了不少小故事,今择几个奉献给读者,以饱眼福。


从“银博士”到“钻石博士”


  贝时璋于1903年10月出生在镇海一个渔民世家,因家境贫寒,8岁才迟迟进了私塾念书。那时,他父亲在上海做伙计,以其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贝时璋懂事较早,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自觉刻苦学习,因此,小学只读了4年,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中学。


  贝时璋的父亲改做生意后,去汉口开铺子,就把贝时璋接到汉口,送到德国人开办的德华中学去念书。这所学校大多用德文教材,也用德语上课,但这不仅难不倒贝时璋,反而激发了他的进取心,学习成绩名列同龄人的前茅,3年半就结束了中学的学业。


  贝时璋从小爱书,一有空就去逛书店,当年汉口华景街旧书店的老板,还叫得出贝时璋的名字。有一次,贝时璋看中了一本德文原版书《蛋白体》。谁能想到,就是这本描述蛋白质结构和组成的通俗浅显的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贝时璋的心。他终于违背了父亲要他进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入学后,经过半年德语深化学习,贝时璋顺利升入了同济的医预料。读完医预科后,贝时璋于1922年3月只身来到当时世界生物科学的中心——德国,进入脱滨根大学攻读。


  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拥抱的美丽土地上,贝时璋成天与书本和仪器为伍,以实验室为家,刻苦攻读,最终于1928年3月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并戴上了第一项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桂冠。


  在脱滨根大学学习的6年里,奠定了贝时璋扎实的学术功底,其博士论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得到高傲的德国生物学界权威人士的赞誉。权威的大生物学家J.W.Harms向贝时璋的导师发去了贺信,祝贺他培养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人才,并在自己的论文内引用了贝时璋的一大段论文内容。但贝时璋毕竟初涉生物学界,有人戏称他为“银博士”。


  1929年,贝时璋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决心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1930年来到浙江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或奔于荒阡小陌,或在实验室挑灯夜战,终于在丰年虫发现了中间性个体,观察到它们性转变过程中细胞的解体和重新形成。于是一个大胆崭新的观点在西子湖旁形成了,贝时璋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研究。


  抗战爆发,贝时璋随校四次迁徙,最后在贫穷落后的黔北小山城湄潭安家,一待就是6年半。“在湄潭期间,生活艰苦,但收获最大。”贝时璋欣慰地说。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贝时璋从丰年虫、鸡胚早期发育等研究中,证明以卵黄颗粒为基础或细胞质为基地,可以重建细胞。这一创见轰动了世界生物学界。1978年3月,脱滨根大学又给贝时璋授予第二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昵称贝时璋为“金博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重建理论走向全世界。1983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学》(英文版)连续发表了5篇论文,进一步阐明了生物体的自组织问题。

  鲜花、掌声、荣誉、头衔,接踵而至,可贝时璋没有陶醉,而是一如既往地默默耕耘在细胞领域里。1988年3月,脱滨根大学又授予贝时璋第三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在德国或者中国都极为罕见,人们称他为“钻石博士”。

集勤和俭于一身

  贝时璋的一生进行过许多课题研究,但最有创造性的研究是细胞重建。世界闻名的生命起源专家、美国福克斯教授,对贝时璋的理论深为赞赏,经3个星期的合作研究,对贝时璋的勤奋工作精神深为钦佩。

  踏进贝时璋的家,觉得从房子、家具布置到他的衣着及用品等都不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了。贝时璋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他过去拎的公文包,式样陈旧,打过补丁,但他包里放的外文资料却是最新的。虽然他用的家具式样陈旧,有的油漆斑驳,可他写出的论文是世界一流的。“现在都赶‘洋’,我这些东西也算是时髦吧。”贝时璋乐呵呵地说。

  说起贝时璋的勤,同事或家人都会夸几句,一做起实验来就心无时间,以为时间凝固了。从实验准备到完成论文,都要亲自动手,直到近几年,他还和助手们一同研究课题计划,审阅论文呢。

  生活中的贝时璋真勤得出奇,夫人有满腹的话:“每天我还在睡觉,他就抹起桌子、擦起凳子来了。”女儿劝他去晨练,但他认为家务劳动也是锻炼,说是既活动了身体,又看得见劳动成果,一举两得。

爱国爱校成楷模

  贝时璋在异国他乡初露头角,引起德国学术界的重视。在注重技术效益和学术竞争激烈的西方社会中,自然会千方百计挽留这位年青的奇秀。然而,物质上的诱惑,导师的相劝,都没有动摇贝时璋回国效力的决心。贝时璋来到浙大,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上。正当他业务有长足进步之际,抗战的烽烟燃进了校园,浙江大学被迫西迁,最后来到遵义湄潭。面对山河破碎,教学和科研十分艰难,贝时璋任生物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急学校所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并取得了教学和科研的双丰收。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来到湄潭参观了理学院和数学系,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了!”后来,李约瑟又写专文介绍他在浙大的所见所闻:“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派繁忙紧张的情景……它是中国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这就是贝时璋爱国爱校的一个例证。因为他业绩突出,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0年,贝时璋调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几十年来,他对任教过的浙江大学的发展十分关注。采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在浙大的20年,是人生的黄金季节。”他十分留恋当年浙大倡导的求是学风。认为求是精神是他取得闪光业绩的指路明灯。1995年12月25日,他为《求是英才传》(两院院士集)寄来手稿、照片、题词和2000元的捐款。他的题词是“求是精神光芒万丈”。母校百年校庆前夕,他又寄来了“求是精神光芒万丈,英才辈出鉴往知来”的题联。这两幅墨宝,不正是贝时璋崇尚母校校训的爱校情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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