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戎 2006年10月26日 14:35
贾祖璋的续弦金幼霞得了重症，叶圣陶去信，“阿姨如能来北京，想来条件较好，希望你们考虑考虑”。得知幼霞医后身体虚弱，服用太原寄来的药后，复信言“太原寄来之药剂，想是预防之旨，彼既声明并无反作用，服用之后又安适如常，自可放心勿虑。惟偶或有低烧，迩日己见止住否?我家诸人时以为念”。详细可见《涸辙旧简》＊中的叶圣陶与贾祖璋的京闽通信。时值1970年。
我常想，一个人的言论著作或许可以粉饰扭曲他的思想生活，惟有他的书信，因小小信札天地宽，而更容易窥见一个人的真实，照亮一个人的魂灵。嘘寒问暖，互通近况，本是书信的常规，除此之外，两位先生的通信有几多，谈花花草草者多，谈读书心得者多，交流写诗佳作者多。贾先生善谈花花草草，却引经据典，旁征佐证，深入浅出地细致分析每种植物的历史、文化、形态、生性及特色等等，一封信件常常是一篇探讨植物的美文或科普短文，读来既赏心悦目又含蓄隽永。
叶先生的复信也是同样的精彩，谈花草，品诗歌，评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儒学长短，论中西医的自然辩证法，如此等等，点点闪烁着叶先生的博学和睿智。叶先生和贾先生都是文化人，但他们又何其不幸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做不了文化事业，那是一个“国家不幸诗家更不幸”的年月。于是，从纷繁的来往通信中，我看到了一种本性，一种庄子式的本性：贾先生作为生物科普作家的本性与叶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本性——不盲从潮流，不改变文化本色，默默求知。
时艰未敢忘文化，在“文化大革命”的背影下，两位先生通信的每一来每一往都在进行着一种默契无声的文化交流和精神慰藉，孜孜乐于他们钟爱的植物学和文学，坚守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本性：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一种知识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可能与主流无缘，可能与无限风光无缘，但他们依然延续着与文化的难解情缘，依然默默承担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脊梁骨。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人，才为我们整个民族在那个不理智的年代里挽回了一丝面子。于是，在两位先生频繁又平凡的通信中，我看到了那些所谓伤痕文学的卑微魂灵，和在洪流中歇斯底里叫嚣的滚滚人潮的渺小与茫然：我知道了即使在最穷愁潦倒的年代里，中国除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不乏“文人相亲”之好传统：我洞悉了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贾先生在下放地福建平和的六年里完成了50本之巨的读书笔记。
科普是集文学与科学的艺术，而文学与科普正是叶圣陶与贾祖璋的主业，所以他们是忘年交，所以他们的通信里洋溢着文学与科学的智慧光芒。从某种意义上说，叶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深谙于科普知识：贾先生是伟大的科普宗师，也是文笔精湛的文学家。这不单可以从他们的通信里管窥一斑，在他们平时的著作中，我们更是惊叹于他们驾驭文学与科普两种知识的轻车熟路和“相亲相爱”。
在《涸辙旧简》的写作背景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许多这些人的影子，他们满嘴满怀都是“真理”“信念”“常识”，却无时无刻不在消灭着“真理”，打破着“信念”，违背着“常识”，用行动证明着北岛的悲哀断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父子成仇、兄弟反目、夫妻离间的事情，我们都看得太多，听得太多。康德说“你须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把他只当作工具”，人一旦成为纯粹的工具，那么悲剧就会极为的疯狂和恐怖。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际上就是把人不断磨练成为一种没有思想的工具的十年。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芦苇是很单薄脆弱的，没有了思考，人就是一株苟活一秋的芦苇。透过两位先生的通信集，我们偷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前所述的互相问嘘和家庭琐事、每日见闻，每个人的遭际都引发彼此的要么叹息，要么感伤，要么欣喜，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屋前檐下，乡间见闻，江南游玩，购书读书，等等。
有意思的是，两位先生这种对人性和生活的热爱，可能与他们共同喜好的科普有一定的联系。从事或者涉足科普研究的人，他们对生物生命本质的研究多少都影响到了他们对自然属性依然为生物的人的本性的态度看法。我无意给叶先生和贾先生贴上“共和主义者”或者“人道主义者”的标签，但是，他们通信里畅谈的关于草木荣枯、鸟兽鱼虫等等大量的生物科普知识，一定感染了两位先生对生命的热爱及深切的人文关怀。
子在川上曰：“子非叶贾，安知叶贾之乐?”余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叶贾之乐?”子曰：“子非我，焉知我不知子不知叶贾之乐?”呵呵，你我狡辩无益，到底快乐不快乐，两位先生自知。
注：《涸辙旧简》是叶圣陶、贾祖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通信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叶至善、贾柏松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