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云 2006年11月09日 10:18
1990年，笔者大学毕业。抱着一个单纯的想法，自愿离开城市到农村服务于教育行业。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把知识带到比较蒙昧的地方。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呈现的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我向那里的人们宣讲科学，而那里的人们，无论孩子还是大人，都静静地听着，用钦佩的目光望着我。
当然，这个画面很快就破碎了。我遇到的现实，是我从书本上从未读到的。比如，一位农妇热心地嘱咐我，你以后尽量少照相，照相机吸人的精血，要不照片怎么那样逼真呢。我十分惊讶。因为在这位农妇家里，电视、冰箱一样不少，有事打电话，出门就乘车。她的身体完全生活在科技时代，为什么头脑却不在这个时代里呢。
后来我发现，蒙昧思想不仅低知识阶层拥有。我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同学，津津有味地给我讲他们那里“山精树怪”之类的逸闻。最后总结了一句话：这些事你不能不信。这类传闻在农村并不少见，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仍然如此信奉之，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笔者后来从事科幻文学创作。这种文学门类徘徊于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相当一批科幻作家在小说里提倡科学精神，但更有一批科幻作家直接描写“怪力乱神”，并大受欢迎。曾有一位福建来的大学生与我争论外星人之有无。他认为外星人肯定有，被美国人抓住了，关在中央情报局的某个秘密所在。我则告诉他，这个观点违背了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证伪原则”——你提出一个观点，要给出必要的程序，旁人能够反证其伪。但在这个论点中，你可以说，中央情报局是秘密机构，他们抓到了外星人肯定不宜示于众。而中央情报局的地盘，我们凡人如何进得，于是便排除了所有证伪的可能。
这位同学听得一脸茫然。于是我恍然大悟，那作为科学之根基的科学哲学，并不在当今大陆高等教育的基础内容之列。即使是大学生，对科学往往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具体的公式定理，不知道它们是用怎样的思维方式建构出来的。
后来，笔者到全国许多地方的大学去主持科幻文学讲座。回答读者提问是这类讲座的一个保留项目。而读者们提出的问题里，必然有大量伪科学内容，如飞碟、百慕大三角、尼斯湖怪兽、超能力、失踪的文明等。他们并非在问科幻小说从文学角度如何使用这些题材，而是直接问它们有或没有。甚至先肯定其有，问我为什么会有。每遇这类问题，笔者都尽可能以科学上的结论为答案，实在不知科学方面的结论时就明确告诉对方自己不知道。但许多读者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觉得，在这个平庸凡俗的世界上，如果存在一些“神秘事件”，那是多么有趣呀!而我的回答，完全破坏了对这种趣味的追求。
笔者以为，所谓科学精神，所谓科学原则，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清楚自己“知”与“不知”的界限，对自己“信”的方面随时保持怀疑。科学界有一个“气球理论”：科学的已知部分如气球，未知部分如外界的空气。气球越大，和未知的接触面越大。牛顿称自己如在真理海洋边抬贝壳的孩子。这并不仅仅是谦词，正说明了一个顶尖科学家，明白自己确实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的清醒。
这种科学态度，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十分困难。怀疑精神并非是愉快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既要怀疑已有的科学，更要怀疑自己，这种感情十分痛苦。以笔者的社会交往而言，越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越是表现得迷茫、犹豫、徘徊。越是低知识阶层，越是自信地侃侃而谈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问题。
关键的问题，就是普通人一方面并不清楚自己内心里“知”与“信”的界限，另一方面将“信”的部分视为“知“，坚守不弃。
检验二字，最能体现化“信”为“知”的精髓。科学家不仅仅是要检验别人的想法正确与否，更要检验自己的想法正确与否。当检验证明，自己投入巨大精力和财力的研究内容并无效果时，那份痛苦可想而知。但在科学原则面前，科学家们仍然要有自我否定的勇气。前不久传来的消息证明，医学家们历尽千辛万苦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归于失败。在不具有科学精神的人眼里，这说明了医学家的无能。而笔者则钦佩他们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
笔者当年在农村生活时，最初每遇有人谈话中出现明显的知识错误，都试图向对方解释有关的正确科学知识，希望收正本清源之功。但基本上没有获得过“钦佩的目光”，反而使对方总是表现出不满，或明显克制着的不满。久而久之我终于明白，除了本人说话方式之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触及的不仅仅是知识对错问题，而是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观念之本。一个人的精神基础受到动摇，绝不会不愤怒。
飞碟和外星人的例子，也可以清楚地体现“知”与“信”的区别。天文学中有“地外生命”的研究课题，但那是以某些可供检验的假说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科学家为从月球和火星上找到生命，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发射了不少飞船。但没发现就是没发现。而对于一些迷狂的“飞碟信徒”、“外星人信徒”来说，这些东西之有无并无多大必要检验，而是某种信念。在宣传此类“信念”的文章中，“你不能不信”是作者的根本态度。正因此，社会心理学家才将“飞碟现象”视为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癔症”。发现“外星人”的消息，在美国平均一天有200起，其中活捉“外星人”的报告平均一天便有10起以上(发现．2003(2)：43)。
医学家们很清楚自己“知”与不知的界限。医学界为根治癌症、艾滋病等绝症投入了巨量的经费和力量，但仍然不断在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一些现代巫医便站起来，一边嘲笑医学科学，一边推销自己的药品。而他们的声音在社会上应者云集，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大众并不清楚“知”与“信”的区别。
当然，在现代社会里，科学已经成为基本的“话语环境”。要构造一个现代的迷信体系，也不能不运用大量科学术语。在这个时候，试图批判那些现代迷信的人，往往只是从这些术语人手，反复向大众宣传，它们如何如何被错误运用，正确地该是什么。但这不是治本之道。因为这些科学术语已经被结构在一个个非科学的体系里。它们不再是原来的“知”，反而成为许多人“信”的一部分。
将自己的“信”误认为自己的“知”，甚至固执于此是普通人群中非科学思维的主要表现。变态心理学上有“疑病症”和“迫害妄想狂”两个概念，所指的都是化“信”为“知”的典型：一个人不接受任何检验结果，声称自己有病，或者声称自己受到迫害。普通人尽管并非如心理病人那样极端，但在思维倾向上，似有相当一致的地方。而思维倾向的改造，远比对具体科学知识掌握与否更为关键，更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