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 2006年11月28日 14:52
科普作品能否用故事形式进行,这在国内外都有非常好的作品进行证明。苏联著名的科普作家伊林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他的许多作品以故事的形式,将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有效地融合其间,是思想性和科学性俱佳的优秀读物。在美国,阿西莫夫也是一个故事大师。他不但把科普读物写得故事味融融,而且还大力提倡科学小说的创作。
科普作品的文体与其效果的关系,早在1979年就曾撰文论述过。我认为,不同的文体之间,存在着知识数量的差异。科学论文、科普作品、科学小说三种形式依次排列,知识的容量(我当时称为“信号”)在不断减少,无关内容(或称“噪音”)在不断增加。
但是,文本的形式是由其目的决定的。科学论文、科普读物、科学小说各自有各自的作用,各自有各自的读者对象。因为文本形式的差异而认为故事体不算科普读物,这种想法过分幼稚了。但可惜的是,这种幼稚的想法在中国科普界多次出现过。否定科学普及中文学追求的倾向不是今天才有的,多年来,不断有人对科学普及读物中进行的文本探索和文学尝试说三道四,对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中国译为科学幻想小说)更是聚焦的核心。
从认知建构主义的观点看,科学普及读物是读者在头脑中建构与科学相关的认知结构的外界辅助物。在认知心理学发展的早期,对领域本身的知识比较看重,反映在科普读物之中,就是过分注重知识本身的内容与结构,认为内容的呈现是惟一使读者获得良好知识建构的因素。但是,很快,这种观点就受到了实验和实践的质疑。最近几年来,认知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感、信念、价值观等对认知和建构的作用,认为如果将人当成一个主动的建构者,无疑必须强化主动性的诸多方面。
比利时著名心理学家德考特教授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以小学生学习数学为题材,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问大家,到底是什么使学生学不好数学?讨论的结果是,除了知识本身的难度之外,学生对自己能否学会数学的信念、学习数学时获得的各种情感、数学题目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否相关等等许多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上,学习者主动性的唤起,可能比知识传授本身更加重要。
科普读物的故事形式,是培养和强化人对认知建构“主动性”的良好文体。仅仅是从知识本体上谈论科普,强调如何准确真实,如何图片精美,可能还不能完全将科普的全部内容包容进去。至少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科学普及如果不启动读者对知识结构的建构热情,不将读者改变成主动的知识建构者,科普的内容也将大打折扣。而故事性,不论是发生在科学史上的真实故事还是发生在未来科学世界中的幻想故事,对读者产生科学的情愫、向往科学的情绪的勃发,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湖南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科普佳作精选》的编委们冲破世俗压力,将故事体科普文本纳入丛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其实,早在百年之前,鲁迅先生就曾提出,故事是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一种文本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化解科学内容本身的枯燥性。已故的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教授也认为,科学文艺性读物可以在培养人的科学的人生观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回顾前人的智慧,觉得他们的“古典”思想与认知建构主义的“今日”思潮其实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