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唐 2007年04月23日 10:17
科普界领导人、科普名家的大作，使我们对科普的历史与现状、科普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更加明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
章道义先生的长文《科普理念与科普实践的互动、发展与创新》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大量各式各样的科普实践和对诸多发达国家科普工作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结晶。我们从中明白了科学技术的探索与传播、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弄清了科普与教育、科普与技术推广的区别与联系，而且仍然坚定地把握着科普创作这一立足点，并朝着“科普与人文的融合、科普文艺”、“科普现代化、多元化”的方向去提高，从而跟上世界潮流，做到与时俱进。
笔者长期从事地质学、古生物学教学和科研，也把科学技术史研究和科学家传记文学创作当成第二专业，并由后者“横跨一步”，在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战线上做了一些工作。因此，对温老的上述教导和章道义先生的思想就有更深刻的实际感受和体会。
任何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从事一个科技课题研究之始，自觉不自觉地都要研究科学技术史。他必须阅读大量与本课题有关的、从老到新的科学技术文献，从而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前人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没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努力探索。这个已知和未知的交界线也就正是科学技术的前沿，正是从事研究的切入点。否则，对科技界历史和现状盲然无知，费了好大劲，沾沾自喜以为有了“创造发明”，到头来却是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落个徒劳无功的尴尬结局。
多年来，科学技术史又成了一门单独的学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科技史研究比以往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科学，是人类对整个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客观规律的系统认识，是第一次抽象。科学史则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弄清科学事业、科学活动、科学思想、理论的来龙去脉，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经验教训，指导未来的实践，作为科学发展战略决策的依据。所以，它是第二次抽象，它属于科学学的范畴，也是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基础。
有的大科学家不以科学技术史为然，认为那不是科学。而有的大科学家则深知，科学技术史不只是替死人算账，更重要的是为活人开路，因而特别重视。较典型的，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前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在竺老亲切关怀、直接领导下，中科院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改革开放时期，又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科学技术史记载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在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上的光辉成就和卓越贡献。学习与宣传自己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史，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很有力的武器。我们中国对世界科技文明的伟大贡献，决不止“四大发明”。按1975年出版的《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世界上主要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以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1世纪共有231项，其中我国有135项，占总数的58.4％；从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共有67项，其中我国有38项，占总数的56.7％。由此可见，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6世纪的2200年间，我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超过世界其余各国的总和。从公元17世纪到19世纪的300年间，由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我们大大地落伍了。在公元20世纪，我们已开始复苏和振奋。在这新的世纪、新的千禧，我们要发扬先人的勤劳、勇敢的创新精神实现中华民族更伟大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