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2007年11月20日 09:28
“我更愿意被称作‘科学作家’”
尹传红:我觉得可以把您界定为“专家型的科普作家”,即在某个科学技术岗位上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基础,业余从事科普创作。像张景中之于数学科普和(早些时候的)卞毓麟之于天文科普,就是这样的类型。据我所知,张、卞两位之所以钟情科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少年时代受到了科普作品的熏陶,进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后来在从事科研工作之余,也不忘将科研中的所思所得“反哺”于科普。您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林之光:从头说来,我写文章(科普创作)的冲动,开始于1954年。那时我已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做助理技术员。我周围的同事,大都是学纺织的大专生。因为学历高,大哥哥们都很神气。其中有一位叫于文瑜的,还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他的名字和手写字都变成了铅字,这让我十分钦佩和羡慕,认为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他们中有些人瞧不起我们中专生,这很挫伤我的自尊心。这两方面的因素激发和强化了我继续求学的愿望。第二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气象系。
尹传红:选择气象学专业是您个人的志愿吗?当时有什么考虑?
林之光:实际上当时我对气象系并不满意(那时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是属物理系的)。我想上的是数学和物理系,因为我喜爱数学、物理,而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但我还是怀着深造的愿望,到南京大学报了到,而且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老实说,大学以及在上海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没看什么科普书。我的钢笔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我们班的集体毕业论文《江苏气候志》一书上。尽管书中没有我们的名字(只署“集体编写”),但我们还是很高兴。
要说在这之前,即从1958年起,我就开始尝试科普写作了。那时主要是翻译一些俄文书刊上的气象文章给报刊投稿,很惭愧,竟没一篇被选用。不过,写多了,慢慢地也有了一些写作的经验和体会。
我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发表在1959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四版副刊“小知识”栏目上,标题是《登多高,望多远》。这篇五六百字的小文谈的是离地高度与可见距离的关系,其中讲到的计算方法完全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主要是把地球近似当作圆球,再用反三角函数公式,借助当时刚刚出版的九位对数表计算出来的(其具体计算方法还登在了1960年出版的《中学数学》杂志上)。
此后,《人民日报》副刊部和国际部的相关版面又陆续发表了我的不少文章。从写了东西无处发表,到在全国级别最高的《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真可谓是“一步登天”了。
尹传红:不用说,您一定是深受鼓舞,干劲越来越足。就您看,那时的科普创作环境怎样?
林之光:怎么说呢,您知道,长期以来,在研究单位搞科普,纯是“地下工作”,因为科研是正业,搞科普常常被说成是“不务正业”,不务正业当然肯定会影响正业。因此,研究单位虽不明令禁止搞科普,但“搞科普的”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实际上,哪怕您纯粹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爬格子,也依然少不了闲言碎语。
尹传红: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便是偷偷摸摸地干,要想让别人不知道也难。我听叶永烈老师讲过,早年他在科教电影厂工作,在很好地完成科教片摄制这个“主业”之余写些科普文章发表,竟也招来领导的不满和指责,甚至干涉。
林之光:是的,许多科普作家都有类似的经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前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没少挨批。渐渐地,我自己总结出了一点经验,每逢运动一到,我便主动地站出来自我批判。那年月,真是搞得烦极了、腻极了。记得偌大个气象研究所(1978年改院),以至整个中央气象局,“文化大革命”前大概没有第二个愿写科普的人。
1978年到1990年这十多年间,科普创作的环境大大好转,我们许多科普作家的创作,也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但主要的问题是,科普文章、图书不仅不能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反过来还会影响职称晋升,因为你不集中全力搞主业嘛。因此,当时科普界称之为“背黑锅”,可见其“负面影响”之大。
就我本人的情况来说,好在自1985年后不断地有大部头专著和专业论文出版、发表,得以评上副高、正高职称。我的科普热情也空前高涨,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唯一不愉快的是,有少数不了解情况的人,背后说我是“搞科普的”(但近年来已听不到了)。
尹传红:您不愉快,是因为您觉得搞科普低人一等或被人看轻吗?
林之光:我自己当然不会这么看,否则我何以能毕生矢志不渝地从事科普创作! 实话实说,我科普的名气确实比科研大。但一般人只看见我在报上发表的短文章(甚至连这些文章也没读过),看不到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另一方面,气象部门和社会上有些人写的科普作品不够严谨,常授人以柄,因而“搞科普的”、“写科普的”便常常成了贬义词。
其实,我一辈子没写过“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刮风”等最基础性的科普文章,我写的东西(特别是近些年来写的),几乎都是以自己的反复思考和科研成果为依托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更愿意被称作“科学作家”,写“科学文章”;而不是“科普作家”,写“科普文章”。我很担忧:像我这样“搞科普”仍还被非议,那天下若尚有不如我的其他“搞科普”的人,岂不更被人看不起!我觉得这不是小事情,而是一个具有全国普遍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