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祥 2002年05月21日 16:23
我们知道，欧洲在17世纪就诞生了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然而，西方科学进步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而是体现在科学内在的质的进化，即科学合理性上。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为自然立法的精神——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和理论化，已孕育了近代科学理性的“质”。经过中世纪尤其是文艺复兴的催化，这种从宗教神权的阴影下解脱出来的近代科学精神便实现了现代转化。可以说，推动西方三次科技浪潮的，是其内在的科学精神。相比之下，我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颇值得深思。从第一至第十五世纪，我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走在西方前面，其中还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是，步入16世纪之后，我们却落伍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对此曾提出疑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文明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欧洲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中西不同的科学和文化背景角度进行比较，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严重缺乏“科学精神”。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先生就已意识到国人对“科学”存在失之偏颇的理解。他指出，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学问也做不成。梁先生将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概括为两点：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对此，他言辞激越，真有切肤之痛：“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可惜，一个哲人振聋发聩的声音一直以来被淹没了。
后来，中国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成份少而“科技”成份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不久前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借50年代“科技”一词的创用，说明我们对“科学”的误读，并指出这种误读对我们在这以后缺少科学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对科技的急功近利，必然会窒息原本就微乎其微的“科学精神”。我们生活在充斥着高科技产品的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现代人”，因为，我们的脑子里所装的很可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只有具备现代思想意识的人，才有资格做现代人！
现在，我们正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如何打造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全民族都在关注的问题。不言而喻，在“以人为本”的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具备内在的“科学精神”，才能使科学技术转化为人的“知识资本”，才能使人成为驾驭技术的主宰。因此，培植全面的“科学精神”，正是培养创新精神的根本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