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实 2008年06月30日 09:01
记者：您曾是中国科技史学会的理事长，在中外科技史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请您从科技史的角度谈一下，到底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席：关于科学精神的理论研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于1942年发表过一篇重要论文，题为《科学的规范结构》，他给科学精神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科学的精神本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个定义太抽象了，连默顿本人也觉得不能说明问题，于是他又提出四种惯例的规范作为科学精神的组成。其一是普遍性，对正在进入科学行列的假设的接受或排斥，不取决于该学说的倡导者的社会属性或个人属性，也就是说与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其二是共有性，任何科研成果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并且应该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发现者和发明者不应据为私有。其三是无偏见性，反对欺骗、诡辩、夸夸其谈、滥用专家权威等等。其四是有条理的怀疑性，坚持用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审查和裁决一切假说和理论，而决不盲从。
有很多学者认为科学精神是从外国来的，而且把它复杂化了。其实，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科学精神在中国早就有，无非就是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我曾于1994年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文章一开始就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有差别，但为扩大认识领域，寻找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要求公正、客观、实事求是，不允许伪造证据和做任何艺术的夸张，这种共性应该说就是科学精神。”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的主要推动者，他心目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三个方面，是从近代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身上总结出来的。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毫不苟且。这三点归纳成两个字：“求是。”
记者：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和文化更趋向多元化，对科学与宗教问题都很感兴趣，但弄不清科学与宗教到底有何关系，您能否从科技史角度谈谈对此有什么看法？
席：我在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的序言中写道：“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科学？要下个确切的定义，很难。简单地说，它们都是社会现象，都是人类文明的构成部分。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要把它和科学的关系弄清楚，更难。历来研究者，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一种认为是和谐的；一种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和冲突，也有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也有既不对立也不融洽、二者互不相干之时，一切皆以具体时空条件和涉及的问题为转移。”
记者：您认为科学的发展会给宗教带来什么影响？
席：应该讲，科学与宗教解决问题的领域有很大不同。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问题、总结规律的，它研究的对象很具体，要求能证明；而宗教研究终极关怀的问题，要求信仰。有神论是一种世界观，属于哲学范畴，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满足了人们的依赖感。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神学的领地越来越小，虽然科学本身解决不了有神与无神问题，即无法证明神是否存在，但科学的进步，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得到了提高，许多自然现象原来被认为是神的力量控制着，现在得到了科学的解读，人们不再惧怕那些风雨雷电等科学完全解释了的自然现象。可是，由于自然中有无限多的神秘现象，至今没有完全也不可能完全得到人们的认识，这依然为宗教留有活动的空间。另外，宗教的存在也还有社会根源，不能单独靠科学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