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 2008年05月23日 09:08
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紧密相连的启蒙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杂志，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现在，历史学家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概括为“科学”与“民主”。我们打开历史文献一看，思想家最初的口号是“人权”与“科学”。
《新青年》1卷1号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人权”与“科学”的口号。这篇发刊词明确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文章同时强调“科学”的重要作用：“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文章号召：“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科学质疑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民主则倡导尊重人权。激进的陈独秀高喊：“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1919年夏到1922年春，新文化运动中对宗教问题的争论，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序曲。担当这一社会角色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入该学会，如：李大钊、曾琦、左舜生、赵世炎、恽代英、田汉、宗白华、许德珩、康白情、邓中夏、张闻天、毛泽东、朱自清、周佛海、舒新城等。学会成立后，其成员积极致力于“研究学术、评论社会、鼓吹青年”的工作。其中关于宗教的争论最为热烈。
1920年7月17日，曾琦致函左舜生建议：“凡不学无术及有宗教上迷信之人，皆不得介绍入会。”随即，左舜生当选评议部主任，该建议被评议部一致通过，刊登在会刊上，立即引起争论。在日本留学的田汉致函指出：“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决议“如此武断”，“令人愤慨”。他强烈要求“评议部取消关于宗教之规定。”这封信激起一阵思想波澜。学会在北京举行三次宗教问题演讲大会，于1921年春出版三期“宗教问题号”，形成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研讨宗教的热潮。
在《少年中国》刊出的27篇文章中，批判宗教者占大多数。恽代英的文章洋溢着无神论的战斗精神。周太玄的文章指出，“人不是宗教的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的”。李璜的《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一篇锋芒犀利的檄文，其理论基调是无政府主义，其论述闪耀着思想的火花。他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全靠18世纪要求解放的哲学思潮”开路，而18世纪的哲学是“一致反对宗教的”，它将人类思想从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明，揭示出宇宙不是神创造的。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条件注定它必然反对宗教。“社会主义的精神全放在此世界，宗教的精神全放在天堂。” 持相反意见者不乏其人，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周作人、田汉等。梁漱溟当时正在研究佛教哲学，他应邀发表演讲，揭示人类精神与宗教的内在联系，肯定宗教的积极价值。
有趣的是，正在中国访问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积极参与这场争论。他发表一系列的演讲，批判宗教。罗素特别赞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中国的运气真好”，其好运为：①远离欧洲，避免了宗教战争的影响；②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他希望中国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传统。
少年中国学会发动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新青年》、《觉悟》、《学衡》、《新潮》等一批报刊纷纷载文褒贬宗教，形成规模巨大的批判宗教的热潮。这场批判是学术沙龙式的，其一，《少年中国》刊登的文章是多元化的，批判注重学理；其二，虽然批判宗教的人占多数，但评议部通过的“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的决议最终被多数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