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五一 2008年05月27日 09:08
“五卅运动”期间，全国有600多座大小城镇爆发反帝爱国运动，直接投入运动的各界爱国人士多达1700万人，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运动的先例。民族主义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主义对每一位中国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被人民大众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非基督教运动第三阶段的标志事件是全国学联的宣言。1925年7月，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现在全国的反基督教的运动，已经形成公然反帝国主义的奋斗。”全国学联制定一整套非基督教运动的行动方案，深入城乡基层社会，继续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美以美外国差会部（The Methodist Foreign Missionary Roard）负责人斯坦利（Stanly High）评论说：“运动的最大力量潜藏在青年学生之中，运动的领导，几乎毫无例外是由知识阶级提供的。”外籍人士的这种观察，表面上言之有理，实际上是隔岸观火。
其实，在第三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真正居于指导地位的是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议案指出：“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在这场反帝运动中，共产党的作用尤为显赫。如在广东汕头地区，周恩来发起建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成功地推动了当地２０多所教会学校与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终止了联系。在“反帝”的诉求中，非基督教运动的文化色彩比第二阶段更加淡化，已经全面政治化。
然而，“五卅”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政治化，由文化的辩论演变为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基督教徒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基督教徒参加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五卅”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特点。 中国基督教界对五卅惨案反响激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上海租界当局滥用武力的暴行。在南京，基督教徒成立“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在北京，基督教徒发表宣言指出：“列强如此公然践踏基督教的基本准则，这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基督教的基本准则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有何真实的指导作用，就是这些西方国家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维持一大帮在华传教士。”
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改变初衷，指示各地灵活处理教育权问题。一些教会学校放弃了必须参加宗教活动的硬性规定，“政教分离”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实际的进展。在武汉，中国教徒发起“基督教革新运动”，其宣言指出：“关于基督教爱国收回教育权一项，我们一致赞成并愿努力促其成功。” 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力量。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虽受洗入教，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他认为，基督徒爱国不力，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黯淡。 “五卅运动”以后，冯玉祥力主反帝，思想中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
非基督教运动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转机。正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中国基督教徒倡导的“本色教会”运动，深入发展。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指出，教会中国化，旨在“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著名教会人士王治心提出：“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的血液。”他们致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合一。”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大多数外籍传教士纷纷躲避，撤离中国，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教会摆脱由外国差会控制的局面。如：1923年湖南全省共有外籍传教士398名，到1927年只剩三、四十名。这种形势下，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责任，自然地落在中国教徒肩上。中国基督教加快步伐，向着自传、自养、自立的道路发展。1927年以后，中国本色教会逐渐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
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与列强握手言和，反帝民众运动跌入低谷。历时六年的非基督教运动陷入沉寂。
